最近，日本上映了一部名为《自尊》的影片，公开为给世界、尤其是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其基本观点是，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为了反抗英、美诸国对亚洲的侵略，是领导“大东亚”反抗欧美殖民的“圣战”，是为了黄种人不受白种人的统治……这些，不禁使我想起前几年从旧书摊买到的《国人对于日军占领新岛后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为大东亚建设之枢纽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一书。
这本《论文集》由汪伪政权组织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于1942年5月编辑出版。事情缘起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两个月，由英国人殖民统治了一百余年的新加坡在是年2月即被日军攻陷。据主编者说：“新加坡是近代趋于崩溃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藉以侵略远东的唯一根据地，在今年2月15日为友邦日本所占领……本会鉴于新加坡陷落，对于大东亚战事有特殊意义，故于3月5日开始登报征文。希望海内外人士对于新加坡陷落后这件事，发抒些感想与希望，并对于大东亚建设一方面，供献些较深切的意见……”（王伯庸“序言”，《论文集》第1页）这本论文集，便是由“数千余件”应征稿中“精选”而出，共19篇，近20万字。
不用说，这19篇应征文章篇篇都对“皇军”从奇袭珍珠港到攻陷新加坡的赫赫武功大唱赞歌，“在这一场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日本实力之坚强，也指出了东亚民族之不可侮；反之，却暴露出英美战斗力之薄弱，不堪一击，已由新加坡之后，完全戮穿其纸老虎了。”（孙天骥文，《论文集》第49页）同时，这些文章还不忘“自责”，“此时国人不必怀疑日本”，“人们只有以汪精卫先生的‘罪己精神’来责备自己……因为国人对于各种事业，假定不想努力或者不肯努力，那末日本只有来带你努力；假定努力得不足，那末日本只有来指导你，督促你；假定努力而不得其当，那末日本只有反对你，纠正你”。（赵如衍文，《论文集》第6页）“目前的军事工作，日军当仁不让，肩负全责，可是我们国人，亦应该在其领导之下，努力从事后方的工作，譬如男子出外奋斗，女子在内理家，如此男勤女俭，家庭始达美满，今中国亦就是处于妻子的地位，保卫后方，与日本协力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的使命。”（朱祖畴文，《论文集》第77页）此类文字通篇皆是，不胜枚举。但是，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明知会遭国人深恶痛绝的汉奸文字却又能如此“理直气壮”呢？原来，所有这些论文都是以“大东亚战争”是黄种人反对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这一冠冕堂皇的“反对殖民主义”口号为其“理论基础”的。
他们写道，“这一次的大东亚战争，不单是日本对于英美的战争，是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解放战，是亚细亚各民族，对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总动员战争；解放我黄色人种受英美帝国的压迫，挣脱我亚洲民族受欧美民族统治的桎梏；亚细亚洲是黄色人种的亚细亚洲，应该由我们亚细亚人，相互合作与提携的。”（孙励生文，《论文集》第39页）这次战争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先声，代表了民族解放的洪流。这些文章篇篇都历数了英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白种强势文明几百年来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半殖民、次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强调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情形之下，东亚民族，显然已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友邦日本，为了挽救当前的颓势，便毅然发难了这一次的战争，担负起保卫东亚的重任”。（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00页）而且，这还是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对英美“金磅集团”“金权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经织经济”的战斗。于是，除去人种、民族上的“正义性”外还有经济上的“正义性”。这次“大东亚圣战”的威力，证明“西洋人所流行的，只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天之骄子，而其他民族则是命定的奴隶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此后白色人种的优越感，将成为没落的观念，而‘殖民地制度’也失掉了合理的解释。”（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相反，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则是英美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像“焦土抗战”“抗战建国”“长期抗争”“游击战争”等都是由于“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而提出的“误国口号，害民名词”。（程守箴文，《论文集》第17页）
许多文章还对英美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大加鞭挞，认为“国人又炫于英美自由主义文化，酷慕其皮毛，不惜将数十年固有道德，弃之如敝屣，遂使人欲横流，伦常失纪，戾气所积，国势日替”。“我国数千年文化，以王道为特具之精神……及清季英美文化侵略潜入之后，国人震于物质文明之新异，群相傲效其皮毛，将传统之王道文化，视若糟糠”，这次要藉日军攻占新岛之机，“将以前深痼之英美功利主义文化，洗濯清楚”，要“以王道文化矫正其宿疾”，沟通中日文化，“建设共存共荣之新东亚”。（陶谋道文，《论文集》第43－45页）现在“西洋人尚以为西洋文化是人类最高级的文化，而我们由于东方文化的不注意与不统一，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前低首下心，但今后，在日本清算了追随欧美的思想和政策，中国转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路线，东方文化，将由此战争为契机，而在世界文化上放射新的异彩。”（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东方文明才是“文明”，而所谓西方文明只是物质文明，其实质是野蛮的，因此要以中国／东方文明来救世界、救人类、“为万世开太平”。没想到“东方文化优越论”或“东方文化复兴论”这类看来“很民族”的说词，却也可以“很害族”。
这些慷慨激昂的“反殖檄文”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却原来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是“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的结论。
我们看到，“反殖民主义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人类的各种罪恶，都需要并也真可以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非常“雄辩”的“理由”；而理论，甚至非常正确的理论本身，也确可被滥用。因此，对各种理论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
